田家英生活作风_范文大全

田家英生活作风

【范文精选】田家英生活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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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田家英生活作风

【优秀范文】田家英生活作风

问题一:田家英的自杀真相

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5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庐山会议上的政治风暴差点把他推入深渊,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终于使这位正直的书生蒙冤自尽……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田家英由于同情彭德怀的“万言书”,差点被卷入那场政治风暴中。尽管他依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着,但彼此之间产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批评田家英“右倾”,成为那次会议上四个被点名的“右倾分子”之一。由于“离得近、看得清”,长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觉江青的政治野心。田家英最初看不惯江青还只是限于她的生活作风。他对她采取“不敬”而“远之”的态度。渐渐地,江青“偶尔露峥嵘”,染指于中国的政治。江青也意识到田家英刚直不阿,欲除之而无机会。正因为这样,当她听说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右倾”,不由得兴高采烈起来,骂他是“资产阶级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老右”。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发生正面冲突的是陈伯达。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陈伯达曾是田家英的顶头上司。他俩先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后,陈也总是在他之上———“陈、胡、田、叶、江”。进京之后,虽说陈伯达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离毛泽东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泽东打电话要他前来之外,平时他不在毛泽东身边。为投毛泽东所好,这位“理论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么书?在注意什么问题?”田家英深恶痛绝“理论家”这种“刺探”行为,先是敷衍,后来干脆当面拒绝。田家英对江青避而远之,而对“老夫子”倒是常常当面顶撞。他和陈伯达都爱字画。田家英把自己刚买到的字画,先挂在毛泽东那里,有时给陈伯达看见了,于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里看字画,甚至向田家英借去。“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画,可得当心点,别让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边看字画,一边揶揄道。“我的字画如果被偷,第一个贼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讽刺道。随着时代的车轮辚辚作响,日渐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趋活跃,与“老夫子”的联系日益密切。江、陈联合,逐渐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势力。就在这时,在毛泽东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个原本排不上号的人物,加入“左”派阵营。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岁,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帮助处理人民来信,后来成为信访局的一个科长。某个夏日,当田家英夫人董边午睡醒来,发觉从书房里传出谈话声。董边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里谈话。待戚本禹走后,徐淑兰问田家英,干吗在中午跟他谈话?田家英叹道:“人家已经成了江青那里的红人,得罪不起。他在写关于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资料。我有什么办法?只好马上照办,在中午跟他谈话,帮他找资料……” 整人要有口实。1965年12月,田家英终于被江青和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那些日子里,田家英随毛泽东住在杭州。毛泽东正在思索着在中国做一篇大文章——发动“文革”。从12月8日起,田家英随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罗瑞卿问题,打响了批判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第一炮。当毛泽东回到杭州,召集5位“秀才”开会。这5位“秀才”是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1965年4月底,毛泽东曾在长沙召见过这5位“秀才”,开过一次会。那是因为毛泽东要全党学习6本马列经典著作,找这5位“秀才”连同他自己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毛泽东跟5位“秀才”在长沙讨论了一通。时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继续谈论长沙的......余下全文>>

问题二:田家英的祖籍

田家英: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守其白,辨其黑,洁若玉,坚若铁,马列之徒,其如斯耶!

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只能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没有欺压老百姓的权力!人民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群众的疾苦,就是我们的疾苦。

——田家英

[田家英简介]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属鸡,四川省成都市人(祖籍双流县的永福乡)。1930年进入成都省立北城小学就读。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学就读。

1934年母亲去世,辍学在家中药铺里当学徒,开始尝试以"田家英"的笔名给《华西日报》等报纸写稿。

1935年在报刊副刊上发表小说、散文、书评、杂文和诗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绩考进成都县立中学,1936年冬,参加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

1937年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帮助下奔赴延安,进延安"陕北公学"学习。

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担任学校总支秘书、中国近代史教员、宣传科教育干事等。

1939年进马列学院继续学习。毕业留校,任中国问题研究室研究员、学院教育处干事和中国现代史教员。

1941年进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调中宣部历史组工作。

1946年被毛泽东选为毛岸英的老师。

1947年晋西北的土改运动。

1948年8月起任毛泽东秘书。1949年后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多年以全部精力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还参与党和国家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会开幕词受到毛泽东和与会代表的称赞。毛泽东经常派他到各地农村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提出改进建议。他坚持真理,在整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时,删去涉及彭德怀的不实之词及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话。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

[田家英的故事]

忠心赤胆为人民

60年代的那次农村调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次不平常的调查。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广大农村刮起了“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农民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8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要求所有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必须全面彻底调查几个公社,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要他与胡乔木、陈伯达3人,在3天之内组成3个调查组,每组7人,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调查。每个调查组再分为两个组,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最好的生产队。时间10到15天。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田家英领导的调查组迅速组成,第二天就离开了北京。1月22日到达杭州以后,田家英立即向省委领导人传达了毛泽东给他的信,经过商量,决定省里也派人参加调查组,在富阳选一个好的生产队、在嘉善找一个差的生产......余下全文>>

问题三:康生的康生的罪迹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中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但是,1960年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1960年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 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中央,这是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泽东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泽东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泽东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共产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1960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余下全文>>

问题四:怎样写好领导讲话,工作报告,典型材料

拿起笔杆子是领导者的一种重要方法,能使你在写材料的过程中提高你的逻辑思维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统筹安排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因此,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前学习一下材料起草十分必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开设这门课的原因。­

干任何工作,都要有一个好的态度,比如在工作中、学习中、生活中,都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写好领导讲话、工作报告和典型材料同样需要有一个好的态度。这比你努力工作和拥有知识更加重要。一句名言,态度决定一切。它与英文字母的分数巧合。态度(attitude,100分)>努力工作(hardwork,98分)>知识(knowledge,96分)。­

一、怎样写好领导讲话­  (一)起草领导讲话应掌握的要领­  有的同志经常说,“领导讲话很难写,特别是很难写好,要想写好,有什么窍门?”我的回答是:文无定法,没有什么窍门可找,但确实也有规律可循,有可以掌握的要领。也就是古人讲的“定体则无,大体则有”。­

1、了解和掌握领导讲话的类型­  (1)为传达上级领导机关会议精神时所召开会议上的讲话。这种讲话,一般来说是先传达上头精神,然后单位领导同志讲话。中心内容主要有三点:①对领导机关会议精神的理解程度,应从哪几个方面把上级精神吃透。②把上级要求与本单位的情况结合起来,提要求,明政策,交方法。③把应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交待清楚。抓住这三点,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写,就可以写的好些,起码不会不着边。­

(2)在本单位召开的会议上的讲话。主要有三种情况:①会议一开始就讲话。②先学习文件或汇报工作,会议中间讲话。③先交流经验,后讲话。这三种会议讲话的写法是不同的。­

第①种会议上的讲话(会议一开始就讲话):一开始就可以分析形势,部署工作。比如综合性的工作安排,可以把前一段做了哪些工作,主要成绩、经验是什么,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要抓好哪些工作等讲清楚。又比如作专题性的工作安排或部署一项新的工作,可以在一开场讲清这项工作的意义、要求、方法等。­

第②种会议上的讲话(先学习文件或汇报工作,会议中间讲话。):要把会议上学习的成果和对工作分析的一些情况、问题写进去,然后提工作的部署和意见。­

第③种会议上的讲话(先交流经验,后讲话。):一般要包括以下内容。①交流会上交流了哪些情况和总结了什么经验。②存在什么问题需要解决。③提出任务、要求、作出工作部署。­

(3)一些例行会议上的讲话,如党代会、职代会、团代会及其它一些代表会议,其主要内容是总结工作,报告成绩、经验和问题,并提出新设想,提请会议审议。 ­

我们掌握了这些讲话的类型,一旦接受了任务,就可以考虑应当写哪些内容,做到心中有数。­

2、扣准主题列出纲­ 列提纲,要反复思考,精心琢磨,不仅有大框,还要有小框,每一小框写几层意思,哪层里边讲到什么样的高度、深度、新意等,都要列出来。“高度”:主要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和领导的高度。“深度”:主要是把为什么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哪些是是、哪些是非都讲明白。“新意”:主要是提出新的问题,确定新的观念,运用新的语言,也就是一种“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新知识、新概括、新见解。提纲应尽可能地详细些,一方面是对自己的制约,防止跑题,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另一方面也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提供了“毛坯”。如果不注意这些,有两种可能要发生:(1)写出来的提纲通不过。(2)写出来的讲话质量不高。­

3、写出......余下全文>>

问题五:毛泽东一生写过多少诗?

毛泽东一生究竟写了多少首诗词,尚不得而知。1961年,英国伦敦阿贝拉德·舒曼公司出版R·佩恩《一个革命家的肖像————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将其诗词的70首汇集付印,题名《风沙诗词》,但印数很少,只送给亲密的朋友。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选》,收入诗词50首,分正、副编排列。1991年,香港昆仑制作公司出版刘济昆编辑的《毛泽东诗词全集》,收入56首诗词。1994年,南京出版社出版季世昌编著《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收入第一辑39首、第二辑11首、第三辑40首。1996年,为纪念毛泽东逝世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收入诗词67首,其中正编42首、副编25首。199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陈国民译注《毛泽东诗词百首译注》,收入正编42首、副编25首、附编33首。 从1937年10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编著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人披露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诗,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67首诗词止,各种书刊正式或非正式地发表了近百首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大致出现过三个高潮,且都是在他政治生涯、革命生涯最艰难的时期。 第一个高潮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斗争时期。即从1927年春大革命失败前夕到1931年夏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写于此时的诗词有11首。他要让人们相信充满光明的前景,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第二个高潮是从1933年夏红军困难时期到1936年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写于此时的诗词有12首。在那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万里长征途中,即使是诗人的头脑里也难以荡漾起诗意。然而毛泽东没有停笔,他是在马背上“哼”出了不少代表作。 第三个高潮是从1954年夏到1963年社会主义建设困难时期,写于此时的诗词有28首,仅1961年就有7首。这个时期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基本主题,是关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思潮、社会理想、革命道路、世界前途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十分爱好诗词,虽不常作,但偶一下笔多有佳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这是他早年所写一首诗中的两句,抒发了青年毛泽东的雄才大志和广阔胸怀,曾被同学广为传诵。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引用或借用过宋代陆游《卜算子·咏梅》词和宋代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词等众多名家篇什,可以明显看出唐宋诗词对他的创作影响,风格亦属苏轼、辛弃疾豪放一派。毛泽东曾说他读前人诗词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其诗词创作也体现了这种偏爱。他的诗词大都写得豪迈精警,富有大家风范,而风格委婉缜密诸作,也极富当行本色。 毛泽东在评论诗词风格时,经常赞扬他的战友董必武、陈毅和叶剑英元帅的诗词。他说:董老的诗醇厚谨严,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叶剑英同志的诗酣醇劲爽,形象亲切,律对精严,他们都值得我学习。 毛泽东非常偏爱唐代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歌,阅读圈划了大量“三李”的作品。他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其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牺牲后,他忍受内心巨大痛苦,写信劝慰儿媳要多读李白诗歌,可以开阔胸襟。他仔细阅读《新唐书·李贺传》,叹惜李贺英年早逝,写信给陈毅说“李贺诗值得一读”,亲笔圈划的李贺诗有80多首。他十分欣赏李商隐的政治诗、咏史诗和无题诗,而且能够背诵许多名篇佳句。毛泽东诗词境界阔大,风格洒脱,借用或点化不少佳篇名句,受到了“三李”作品的影响。 1955年,毛泽东对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回忆......余下全文>>

问题六:毛主席的生平事情以及他的家人

毛泽东生平大事年表

(1941-1950)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变发生。

1月20日,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并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严正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5月1日,审阅改写的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规定边区政权建设贯彻“三三制”原则。

5月8日,起草《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党内指示,提出“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和争取中间派的策略思想。

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反对主观主义,阐明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

8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组。

秋冬,先后主持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党的历史文献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话。

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并作结论。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论述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长篇书面报告,论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定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

6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应调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群众,反对“逼,供,信”。

7月12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一期间召开的会议,批评王明在十年内战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会上多次发言并作小结。

12月,为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题词“实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学习和时局的讲演。

5月15日,通过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为谈判具体内容的意见书。意见书就关于全国政治和两党悬案问题,提出二十条意见。

5月21日,在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6月至8月,多次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成员和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国共关系等问题。

9月8日,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11月,和周恩来等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多次会谈国共关系,并达成五条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基本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作重要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和闭幕......余下全文>>

问题七:如何评价中共八大政治局委员柯庆施

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紧跟毛泽东

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报告提出,上海虽然面对台湾海峡,要加强战备,但要利用和平时机,发展生产,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毛泽东对柯庆施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毛泽东还把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批给新华社,要全国报纸转载,这在当时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准备。而上海党代会报告的报告人是柯庆施,柯庆施从此声名大振。这个“八字”方针对上海建设工作确有重大转折的积极意义,也使柯庆施进一步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 年3 月20 日,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余下全文>>

问题八:我们应该为钱学森降半旗.

我觉得该降。我们不应只为政治家降半旗,也要为科学家降半旗。这不单是对逝者的尊重,更是对知识,对科学技术的在尊重

问题九:1954年9月29日赫鲁晓夫访华时,陪同毛泽东接见赫的,毛身边的翻译人员是谁?

毛泽东翻译 - 阎明复

阎明复曾在毛主席身边担任俄文翻译多年,有幸亲历中苏关系那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最近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上的回忆录,重拾起那片历史的烟云,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第一次给主席当翻译

1956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了世界上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列席大会。当时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被借调到大会秘书处,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南共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塞尔维亚人,他能用俄文交流。

9月23日,大会秘书处通知说,明天下午三点毛主席要接见南共代表团,让我转告客人。第一次有幸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给他当翻译。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月,对于一个年轻翻译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我既高兴又感到紧张和不安。听说他老人家乡音极重,我能不能听懂他的湖南话呢?他会同南斯拉夫客人谈些什么呢?碰到生僻的词怎么办呢?诸如此类的问题一个又一个困扰着我,当天夜里几乎一直没合眼。

八大是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会见就安排在大礼堂东侧的会客室。9月24日下午,我陪南斯拉夫的客人到达会客室时,只见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早已站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客人。一眼望去,毛主席魁梧的身材,身着宽绰的浅灰色中山装,脚穿圆头的黄皮鞋,精神焕发,神采奕奕。我走近毛主席身旁,向他一一介绍客人。主席同客人一一握手后,我正准备随客人一起走进会客室,毛主常突然说,“翻译同志,我们也握握手吧!”这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我急忙走近毛主席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毛主席平易近人的神态和亲切的话语,立刻缓解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时我看到王稼祥也一起陪同接见,心里便稍稍踏实了一些,我知道他精通俄文,翻不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时向他请教。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从国际到国内,从历史到现实,从中南关系到中苏关系,还谈到共产国际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主席谈的许多内容我闻所未闻,再加上老人家浓重的湘音,我听起来十分吃力,个别词一下子很难找到对应的俄文。两个小时翻译下来,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多亏了稼祥同志,他几次用普通话重复主席讲的话。当主席讲“盲动主义”时,我犹豫着原想译成“冒险主义(АВАНТюРИЗМ)”,他看出我“卡壳”了,便轻声用俄文提醒说“ПУТчИЗМ”。他帮我一次次摆脱了窘境,勉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泽的任务。

1957年1月,中办成立翻译组,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我担任组长,另外两位是朱瑞真和赵仲元。尚昆曾说,国务院有外交部,中共中央有联络部,中办有个小外事机构,指的就是这个中办翻译组。苏联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的事情,既不找外交部,也不找中联部,都由中办主任杨尚昆亲自处理。

翻译组成立后,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特别是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尚昆同志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主席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主席对当前重大国内外问题的观点,熟悉毛主席的习惯用语,让我们能有所准备,在毛主席和外宾谈话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毛主席的秘书、中办副主任田家英怕我们听不懂毛主席的湖南话,把他在工作中多年积累的毛主席常用词、词组和成语三大本汇编送给我们,汇编中的“跌跤子”、“摸着石头过河”、“一穷二白”、“小局服从大局”、“一个指头与十个指头的关系”等等,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随毛主席参加1957年莫斯科会议

1957年11月,以毛主席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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