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_范文大全

康有为梁启超

【范文精选】康有为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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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解析】康有为梁启超

【优秀范文】康有为梁启超

问题一:康有为,梁启超是师徒关系吗?两人政治主张有何异同?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

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

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余下全文>>

问题二:梁启超和康有为这两个人,谁的影响更大?

1890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开始看到《瀛环志略》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的书籍,初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1891年,他就学于康有为,接受维新思想的影响。1895年,他在北京协助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1896年,他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第二年,他到湖南,担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在他和谭嗣同的努力下,湖南的变法运动迅速开展。1898年入京,以六品梗办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主编《清议报》,后又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但是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的影响。1907年,他在东京成立政闻社。辛亥革命以后,他回国,纠集立宪派、保皇党徒组成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并出任袁政府司法总长。1916年,他与蔡锷联合反袁。8月,他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于段祺瑞,出任段政府财政总长。1920年,他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鼓吹孔孟之道。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康有为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攻读孔孟之道的论著。19世纪70年代,中国面临严重的边疆危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酝酿着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康有为开始朦胧地意识到应该探求新兴的学问了。1879年康有为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乃始知西方治国有法度。在西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真理。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书,回来研究。他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康有为的影响较大

参考资料:八年级历史

问题三:康有为跟梁启超是师徒关系吗? 5分

不是

问题四:康有为和梁启超能否并称

康有为

出生 1858年3月19日 广东南海

逝世 1927年3月31日 山东青岛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1858年3月19日-1927年3月31日),中国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广东佛山市的南海丹灶苏村人,人称康南海。他信奉孔子的儒家学说,并致力于将儒家学说改造为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国教,曾担任孔教会会长。

康有为最早的教师是他的祖父康赞修。他十九岁时拜广州有名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康赞修、朱次琦都崇信宋明理学,因此,康有为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下,鄙弃所谓汉学家的烦琐考据,企图开辟新的治学道路。学习一段理学之后,他对理学也不赞成了。因为理学“仅言孔子修已之学,不明孔子救世之学。”他二十二岁那年离开朱次琦,一个人到西樵山白云洞读书,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同年他游了一次香港,使他大开眼界。以后他又阅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回归时经过上海,进一步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事物,并收集了不少介绍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自然科学的书刊。经过学习,康有为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朝的腐败,使年轻的康有为胸中燃起了救国之火;西方的强盛,使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借以挽救正在危亡中的祖国。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当年9月,他上书光绪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性的主张。1891年,康有为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学馆,聚徒讲学,并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著作,这两部书都是在尊孔名义下写成的。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的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成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思想、平等观念的人。康有为的这些看法,虽都不科学,但他的改革精神却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而对封建顽固守旧分子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而这两部书被他们视为异端邪说。1894年,康有为开始编《人类公理》一书,这本书经多次修补,后来定名为《大同书》发表。《大同书》描绘了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提出大同社会将是无私产、无阶级、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人间乐园。这当然是荒廖的,因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为戊戍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之后,从容不迫895-1898年,康有为积极地进行了变法实践。1895年4月,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5月2日,这份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从爱国的立场出发,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以后,康有为又连续给皇帝上了几次书。光绪皇帝对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很受感动。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系统地发挥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几个方面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他指出:“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经济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主张......余下全文>>

问题五:为何梁启超比康有为厉害? 20分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但梁启超的思想更为先进,在戊戌变法中的带头作用更为明显,文学成就也比康有为多

问题六:康有为 梁启超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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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小时候走失过,过了一天被找回来。他的妈妈没有抱头痛哭之类,而是坚定的说“我儿是男儿,男儿当自强”

梁启超九岁那年,他的祖父梁维清带着他乘坐木船,由水路经江门前往广州参加考试,这个还是梁启超第一次离开家乡。

当时满船的人都是准备应试的赶考的书生,大家坐在一起都是在讨论学问和夸耀才学的。一日在船上吃午饭,刚好吃的是白米饭和蒸咸鱼,有一个考生就提议以咸鱼为题进行吟诗或作对。其实用咸鱼入诗入对,是一个非常难的题目,因为咸鱼虽然是广东人饭桌上的名菜,但毕竟是登不了大雅之堂,俗话说:“进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但说的仍然是臭,并且是与“入芝兰之室”相对着的,话题一出,当时满船的考生都一下子被难倒了,大家纷纷都在抓耳挠腮,苦苦思考。

梁启超稍停片刻,便当众吟诵:“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在座的人听了,都不约如同地愣了一下,然后大家都拍手叫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的诗做得十分切题,风格典雅,诗意浓郁,而且适当地运用典故,不落俗套,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句。

到后来有人讨论到梁启超的时候,就有这样戏言:“广东咸鱼从此得翻身了,入风流儒雅的一类了”,这个可能都是从梁启超作咸鱼诗中得到的。

梁启超智取寿文的故事 (石绮霞)

梁启超在他十一岁那年,到省城参加考试,一举就得中秀才。考完试之后,担任主考的三品大员、广东学政使叶大焯,得知广东出了这么一个神童,再细细阅读梁启超的试卷,大为赞赏,就专门召见梁启超和几个年龄稍小的秀才面试一番,和他们谈论经学、唐诗宋词及唐宋八大家等。

被接见的新科秀才一个个进去之后很快就退出,惟独梁启超竟小小年纪就无所不知,对答如流。叶大焯不觉十分高兴,对梁启超大分赞赏。机灵的梁启超见到这样,马上长跪于地请求说:老师啊,我的祖父今年已经是七十高龄,他的生辰为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弟子很快就回家乡看望他老人家了,如果在我为祖父祝寿时,能得到先生所写的寿言,一定会使我祖父延年益寿,而且还可以告慰叔父和父亲孝顺之心,在我们的宗族交往中会感到更加光彩的。”叶大焯面对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听他说出一番成人的语句,大为惊讶,并深深地为他孝心所感动,于是便接受了梁启超的请求,欣然提笔,为梁老先生写了寿文。

回到家中,梁维清一读之下,非同小可啊,广东学政是朝庭三品人员,竟亲自挥笔为自己写寿文,真是大喜过望,茶坑村双喜临门,当即像过节一样庆祝梁启超得中秀才,和梁维清得到高官的祝寿。

两考官争女婿的故事 (石绮霞)

在光绪十五年,年仅17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广东乡试,一次就顺利地考中了举人,排名第八,而且也是这次新会籍考生中的成绩最优秀的一个,同时也是全省考生中年纪最小的一个。

在这次乡试中,梁启超的试卷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自然就引起了两位主考官的特别关注。正主考官李端棻,是贵州省贵筑(今并入贵阳)人;副主考官为福建人王仁堪。两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棻心想,自己多年来担任乡试的主考官,但从来就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学超群的学子,他感到应该和梁启超见见面,试试他的真正才学,同时,李端棻又想到,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还可以缀合这门婚事呢,于是就打定主意请......余下全文>>

问题七:梁启超 和 康有为 有什么关系?

师徒关系。康有为是梁的老师。他们曾经共同战斗过,但后来又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了。

问题八:梁启超和康有为后来怎么样了?

梁启超和康有为虽然一同变法维新,可是在变法失败后,辛亥革命成功后,康有为变成了保皇派,梁启超却反对袁世凯称帝,两人因政治立场不同,分道扬镳。

梁启超事败后出逃,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问题九:“康有为”和“梁启超”哪个对中国历史的意义更大?

不好用比较来回答。

康梁在一起进行维新变法时,二者作用一样。尽管最终变法失败,但却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康有为,梁启超成为保皇党,有反动意义。相比之下,梁启超比康有为更具朝气与活力。在之后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虽工梁依然是鼓吹君主立宪,但却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从历史学贡献上来看,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影响巨大。

问题十:康有为与梁启超什么时候分道扬镳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余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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